独家分析：中國可能願意抄西方的作業

在新冠疫情爆發的頭兩年里，中國政府在新冠病毒傳播的控制上頗有成效，與世界其他國家同時間經歷的一系列混亂形成了顯著對比。這極大地激發了中國官媒和「小粉紅」們的民族主義情緒，他們發明了一個新說法:「抄中國的作業」，揶揄西方應該學習中國在管理新冠 疫情方面的策略。

這種輕蔑顯然是大外宣類型的意識形態偏見，因為中國採取的措施被廣泛批評為殘酷、強制 的。而隨著2022年4月上海進入全面封城，這種說法也突然沈寂下來，隨後幾乎全中國都遭 遇8個月同樣的苦難。2022年中國政府清零政策的惡果嚴重打臉中國鷹派的民粹情緒，因此 「抄中國的作業」的說法也一直在西方被嗤之以鼻。無論什麼情況，西方顯然沒有興趣「抄中國的作業」。

然而，中國可能願意抄西方的「作業」。

上周，又一間美國金融機構的破產震動全球。當然，這並不讓人意外。硅谷銀行(SVB)一 夜之間的倒閉引發了又一波美國銀行業的流動性危機和價值暴跌，並使一些銀行在財務上陷 入嚴重危險。儘管白宮已經發佈了一系列解決方案以平息市場，目前得到的市場回應也還算 正面，但危機似乎尚未結束。因為本次危機已經迅速蔓延到歐洲，陷入危機的瑞士信貸已經 被瑞銀低價收購。

我們對美國和西方的每一次金融危機並不陌生。每一次回顧危機根源時，監管缺位總是(如 果不是次次)在危機中扮演了最主要的角色。這一次也不例外。2018年特朗普政府對於低資 產銀行的降監管措施(經濟增長、監管放鬆和消費者保護法案，S. 2155)被視為是今天SVB 倒閉的主要原因。當然，這裡並不是要討論追責問題，甚至不需要特別針對特朗普政府，因 為監管缺位作為危機的根本原因，橫跨多個總統的任期，不分黨派。克林頓政府也於1999年 廢除《格拉斯-斯蒂格爾法》，而這被廣泛認為是2008年金融海嘯的根本誘因。因此媒體和 學術界多年來一直呼籲對金融和科技領域加強監管。

然而，美國的監管機構似乎並沒有加快相關監管政策的制定。Gary Gensler，這個被視為加密 貨幣領域頂尖專家(經常被稱為「加密貨幣大師」)的前華爾街高管，於2021年就任美國 SEC主席時，許多人期望他會對混亂的加密貨幣市場(Gensler在參議院聽證會作證時形容其 為「西部荒野」)實施更多的監管。可是，Gensler上任至今並沒有對加密貨幣市場制定更多 的監管政策，這也就眼睜睜地出現了FTX的倒塌，隨後更引發了加密貨幣的一系列崩盤。而 這一切，本可以通過加強監管來避免。

我們再往早回顧一下，最近Netflix發佈的關於伯尼·麥道夫的記錄片中也披露了更多有關他 的龐氏騙局如何在2008年金融海嘯之前逃避了一次次的監管，甚至很多時候是毫無監管。

因此，監管缺位，才是幾乎所有危機的核心問題。

相較之下，美國的監管失敗可能會成為中國樂於借鑒的「作業」。幾十年來，由於其政治基 因，中國政府一直比西方更重視監管，因為他們視一切經濟危機為會危及其政權地位的導火索。

在20世紀90年代，中國經濟主要由如農業、初級製造業和金融業這些傳統的行業。這使得政 府監管相對容易。因此，我們看到中國的監管始終領先於同時代的經濟和行業發展。那時經 濟市場剛剛逐步向民間經濟開放，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我們的記憶全都是私營企業們不斷 請求政府放鬆對於行業的管制。因此，那個時代也可以說是「監管過度」。特別是對金融行 業，由於其在90年代初在中國新出現，屬於當時的「創新」行業，如證券市場、保險行業， 因此從一開始中國政府對其神經就高度緊繃，監管步步伴隨，從不落下，對於整個兒金融業 緊密的控制從未放鬆。時至今日，仍有呼聲要求中國證監會進一步放鬆管制，這也促成了其 正在將首次公開募股(IPO)的審批權下放給證券交易所。

然而，在進入新千年後，出現了截然不同的局面。在自主研發和外資企業的帶動下，特別是 伴隨著中國互聯網的興起，中國的科技行業得到高速發展，行業發展的速度遠遠超過政府的 預期。同時由於政府對科技和互聯網的認知嚴重不足以及官僚體制的不作為、重視發展輕視 問題等一系列原因，中國政府對於新興行業的監管明顯滯後於產業的發展，如互聯網、其他高科技、新型服務業、房地產行業(1998年起才允許民營參與)。而這個監管缺位的時間差，為每一位投資者(無論是外資還是內資)鑄造了中國有史以來最好的鍍金時代。

美好時光在2020年底被終結，當中國政府叫停了螞蟻集團的IPO，標誌著最新一輪監管浪潮 的來臨，一直持續至今。習近平的強硬措施被西方媒體和市場廣泛解讀為是對整個私營經濟 的空前打壓，不管行業不管具體公司。然而，習近平真的想要消滅中國的民營經濟嗎?

顯然，習近平和他的班子並不在乎外界如何解讀他們的政策。相反，已經制定好的監管計劃 並不會因為外界的解讀而偏離軌道，對各個行業加強監管仍然是中國政府目前最高優先事 項。也就是說，陸續還會有更多的監管政策出台。最近一款在中國被廣泛使用的債券行情軟 件的關閉，就是最新的例子。

40年的經濟改革給中國帶來了無限風光，同時高速的經濟發展也為中國積累了大量泡沫和潛 在風險，這也造就了危機的溫床。

繼續取悅投資者是簡單的工作，然而習近平並沒有選擇「簡單模式」。他決定在問題變得 「大到不能倒」前解決這些問題。習的政府也深知其經濟操控體系其實是十分脆弱的，即使 如今日已高居世界第二的經濟體量，如果泡沫失控爆裂，中國並沒有相應的解決能力。中國 不像美國那樣有全世界來為其共同承擔債務，中國必須單獨應對不斷積累的問題和風險，必須盡早開始解決。

中國股市的投資者，特別是外資投資者，從不需要擔心螞蟻金服缺乏金融行業監管，長期無 牌照經營;也不需要關心共享單車的違法停車亂象，製造氾濫亂象;更不會像中國家長那樣 因為新東方等上市公司把控的、平行於國家教育體制的教培行業而高度焦慮;也不需要關心 中國互聯網巨頭們越來越多的無視法律的野蠻生長而影響了中國初創企業的正常發展。這些問題都不會讓投資者感到擔憂，他們只需要企業盈利增長，股價上漲。但作為最高領導人， 習近平必須面對上述問題的所有後果。

因此，我們後來看到了「三條紅線」對房地產行業的限制、對螞蟻金服、互聯網和教培行業 的監管，以及關於馬雲的爭議。當然，習採取的手段是粗暴的，這也受到了廣泛的批評。但 其實際目的與西方的解讀是完全不同的。

單純從意識形態的角度去揣測中國的監管目最終會嚴重誤導我們。沒有西方形式的選舉，並 不意味著執政者不能有正當的監管理由。加強監管並不關乎習近平個人的政治權力，而是關 乎政府管理風險的行政權力，這與其它政府的目的是沒有區別的。所謂中國政府「加強監管」，實際上是彌補過去二十年來的監管缺位，也可以被視為「監管補位」。其目的是為每 一類的經濟活動，尤其是新興行業，制定規範的活動領域，在建立了規則的領域里，參與者 將被允許正常地從事經濟活動。而所有外界關心的問題，也會被一一觸及，比如外資投資者 的參與、中國企業的海外商業活動、金融活動等等。而這一系列的政策不應被簡單地解讀為 目的是打擊整個私營經濟，這是非常膚淺的，也不是事實。剛剛宣佈成立的國家數據局就是 關於國家數據安全的監管上好的示範，這也是針對兩年前滴滴事件的最新政策制定。

美國的監管已經遠遠落後於產業發展的迫切需要，我們已經目睹了美國政府監管嘗試的失 敗，目睹了其對於互聯網巨頭、華爾街巨頭們各種降監管遊說的束手無策，同時間全世界都 受到了嚴重傷害。毫無疑問，中國政府在密切關注這一切。每一次類似SVB破產規模的危機 都會不可避免地刺激北京的神經。然而，每一次SVB規模的破產也將成為中國願意抄的「失敗的作業」。

有趣的是，如果中國的監管真的取得了一些成果，美國和整個西方會選擇抄中國的作業嗎?

（本文作者劉子涵，亞洲金融界人士，《中國簡報》特約分析專家）